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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适与彷徨:转型时代的启蒙思想者严复

调适与彷徨:转型时代的启蒙思想者严复


严复手迹,赫胥黎《天演论》序。

  被误解的“会通中西”者

  □书评人 张炳剑

 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,严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。一方面,他深通西学,撰文译书,倡导“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科学”等先进理念;另一方面,他生活保守,抽鸦片、纳妾,列名“筹安会”支持袁世凯之复辟,肯定“孔教会”、“宗圣会”的尊孔读经之举,以及撰文附和“上海灵学会”的“鬼神观念”与“灵魂不死”之说。

  这种“现代型”与“传统型”或说“启蒙”与“反启蒙”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并陈,实不多见。而正是这种集于一身的悖论和矛盾,让他在历史钩沉中饱受世人的误解和批评。

  影响最大的观点当属周振甫的“退化论”,在《严复思想述评》中,周振甫把严复一生分为“全盘西化时期”、“中西折中时期”和“反本复古时期”三个阶段。该观点影响颇为深远,此后严复被许多人描写为一个早年西化、激进,晚年保守、落后的人物,远如胡适和鲁迅,近有李泽厚和余英时。

  但是,黄克武先生却并不赞同此类观点,他认为严复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近代的“转型时代”中度过,具有时代的复杂性和特殊性。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,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,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,是一个长期被误解的“会通中西”者。

  在《惟适之安——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》中,黄先生另辟蹊径,从历史的边角料出发,考察了严复生平中与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,如以吸食鸦片、纳妾、参加科举、用古语译造新词、参与灵学会等事迹为主轴,描绘了一个多元、复杂、纠结的严复,借以呈现出其思想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。

  严复的失败,也是时代的挫败

  黄先生认为,严复并没有一个从西化、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,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“两面人”。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,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,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,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。而“会通中西”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,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。

  严复的保守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柏克、穆勒肯定传统的看法,赫胥黎、斯宾塞的“不可知论”,与欧战后反科学的时代气氛而来的,并非单纯的复古;而他的启蒙面,正是源于他的“会通中西”的文化理想。

  事实上,像严复思想这样的奇异组合,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,绝非孤案。在《异性情缘: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》一章中,黄先生就考察了严复、梁启超与胡适三人的“婚姻观”。他们都是近代中国几位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驱,照理应该是认同婚姻自由是一项很基本的个人权利。尤其是后两者,不论在政治取向上,抑或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,都要激进得多。

  然而,他们却都在此“跌回传统之中”。严复与梁启超并未遵守西方式“一夫一妻制”;而胡适的多情爱恋,却又坚守着传统嫁娶制下的江冬秀。由此,从几位思想家私人情感世界所展现之“矛盾”可看出,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家庭伦理的强调,是贯穿于他们一生的思想与生活的。

  因此,黄克武认为,在讨论严复与近代其他思想家的差异时,不能将其视为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不同,而是中国现代性内部自由与保守之争、反传统与肯定传统之辩。而当我们审视严复身上奇异的结合时,或许只有把他放回那个“转型时代”下,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严复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,也是时代的挫败,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,反映出中国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深感无奈的人生际遇。我猜想,黄先生撰写此书的立意正在于此。如黄先生所言: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“一人之事”,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“知人论世”,能从严复一个人的经历延伸,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“文化动态之整体”。

  ■ 对话

  黄克武:重解严复的“调适型启蒙”

  媒介 严复思想的传播弱势

  新京报:作为思想界先驱之一,严复在当时未能达到梁启超、胡适后来在文化界、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,其中原因何在?

  黄克武:关于思想之“影响力”的课题,我们需厘清一位思想家,其言说、文字在他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是如何传播的,而其传播方式的实际效应又如何?

  以严复来说,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译介西方新思潮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严复是清末民初引介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。但是我们仍应进一步追问,严复的作品对哪些人有影响?

  在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、胡适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。这牵涉到近代中国“转型时代”下,新式传播媒体之兴起,以及运用新词汇与新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各式问题。对此,梁启超和胡适皆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。

  任公手下的《时务报》及《新民丛报》成为梁启超宣传其思想、论述的最佳平台;而胡适,其时之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,及后期的《新月》、《独立评论》均是他论述的主要园地。

  反观严复只有和夏曾佑创办了《国闻报》,但却是一份相对短暂的报纸。相较之下,严复所能依据的舞台,就显得薄弱许多。他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等书局为他刊印的严译名著。

  思想传播亦涉及语言的问题,而关于“新语言”,严复与梁、胡二位,恰好是古典汉语和白话文的对比。严复对古文的坚持,显示他认为汉语语汇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、情感,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,缺一不可。

  梁、胡二位,认为语言文字为传播思想之工具,利于传播是最重要的。而严复对于传统汉语之爱惜与肯定,明显和胡适否定文言文,提倡白话文的态度相去甚远。严复对古典汉语使用的坚持,便影响了其译作论著之内涵,与传播上的难度。

  简言之,影响力的问题,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,而在这点上,严复在三位知识分子中,无论是使用的文字语言,或传播平台:报刊杂志,都显得较为弱势。

  思想影响力的问题,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,近代中国“转型时代”下,新式传播媒体兴起,与梁启超、胡适相比,严复所依据的思想传播舞台,就显得薄弱许多。

  潮流 被摒弃的调适型温和启蒙

  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,难以接受偏向保守、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,反而是倾向于“拔本塞源”的转化型、革命的政治主张。因此调适型温和启蒙不易被主流接受。

  新京报:严复对于后来的梁启超、胡适在思想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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